
广州市越秀区面积33.8平方公里,现有31处红色革命遗址、124个红色旅游资源点。从素波巷小红楼、团一大广场,到中共三大会址、农讲所,这些红色地标,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历程。
历史不只是陈列和展示。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,越秀区各红色场馆不断提升展陈、丰富活动,让红色故事更贴近当下。每个场馆、每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与建党历史紧密相关的红色记忆。
为助力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越秀核心片区建设,在越秀区红色研学季拉开帷幕的七月,《南方》杂志与越秀区委宣传部、越秀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,推出“红色场馆鉴初心——一馆一物一记忆”(第三季),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,走进越秀区辖内的革命历史场馆,探索它们的光辉岁月。

穿过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繁华的商圈,转入昌兴街,便能看见新青年社旧址——昌兴街26号、28号。与之相距不远的街口处,是越秀区在旧址暂不具备活化利用条件下,在全市率先采用“原址正常使用、异地策展”的方式创新打造的新青年创享社。两者同根同源,创享社的设立正是对旧址历史价值的当代延伸。
新青年社旧址不仅是《新青年》南迁广州的见证,更铭刻着早期共产主义先驱为探索中国出路而孜孜以求的赤诚之心。
1921年4月,因被上海法国巡捕房查封,新青年社南迁广州。新青年社迁到广州的当天,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六号出版,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深入发展。

新青年社旧址,位于广州昌兴街26、28号。 摄影:许佳琪
“一馆一物一记忆”(第三季)首期,就带您走进新青年创享社,追溯《新青年》与广州独特的历史渊源。
《新青年》杂志社迁至昌兴街
新青年创享社内,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六号(复印件)静静地挂在展墙上,带领我们穿越百年革命烽火,看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来时路。

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六号(复印件)。 摄影:许佳琪
1921年2月,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突然闯入新青年社,一番翻箱倒柜后,大量书籍被悉数没收,杂志社终以“言辞激烈,有违租界章程”之名被强行查封。当时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六号稿件已在上海排好版,却遭全部搜抄。
在这生死存亡之际,陈独秀果断决定南下:
“现在《新青年》已被封禁,非移粤不能出版,移京已不成问题了。”
于是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从上海租界的封锁中突围,一路向南,辗转迁至广州。
南迁之路并非一声令下般轻易。稿件被搜走后,编辑们不得不重新找寻原稿、重新编校,又需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,致使出版延宕。1921年4月1日,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六号终于在广州正式出版,社址设在昌兴街26号。杂志在尾页刊载“编辑室杂记”,向读者告知了这段波折:“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,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,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。”
迁址当天,陈独秀已在广州。他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邀请,来穗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。而就在《新青年》南迁数月后,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。陈独秀虽未出席一大,却通过这份迁至广州的刊物,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就了思想与舆论的基石。
以刊为犁,在南粤扎根
《新青年》迁至广州后,办刊方向发生了深刻转变。如果说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尚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色彩,那么南迁后的《新青年》则更加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。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广州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,影响较大,陈独秀通过在广州出版的《新青年》以及《广东群报》《劳动与妇女》等刊物发表系列文章,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全面批判,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,使一批受蒙骗的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。

位于广州昌兴街2、4号的新青年创享社。 摄影:许佳琪
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《新青年》一度正式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,成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阵地。1922年7月出版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。1923年6月,中共三大召开期间,《新青年》改组为季刊复刊,由瞿秋白主编,仍在广州出版,并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。季刊创刊号还发表了瞿秋白翻译的中文《国际歌》,并刊载发刊词《新青年的新宣言》,明确宣示:“《新青年》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。”
此后,《新青年》在广州几经起伏,1924年12月再度停刊,1925年4月复刊改为不定期刊,至1926年7月出版最后一期。从1921年4月刊社迁至广州到1926年7月停刊,《新青年》在广州共出版了五年多,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大革命的全过程。

《新青年》季刊创刊号(左一为封面),1923年6月15日在广州出版。 摄影:许佳琪
从上海到广州,从渔阳里的石库门到昌兴街的小楼,百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凝视展墙上这份复印件,仿佛看见《新青年》的星星之火在珠江河畔燎原,听见先驱们和“新青年”的呐喊。那是思想落地的声音,是宣言变成行动的前奏。
“英特纳雄耐尔”的呐喊
2025年3月25日,随着一曲《如愿》,位于中山五路昌兴街2号、4号的新青年创享社正式开放。“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,愿你所愿的笑颜”,优美的歌声不仅传递着守护今日盛世的心愿,更是新时代青年对百年前先驱的深情回应。

瞿秋白发表的从法文直译的《国际歌》歌词及简谱。 摄影:许佳琪
1923年6月,《新青年》季刊创刊号在广州出版,瞿秋白从法文译来词和简谱的《国际歌》首次公开发表,成为我国最早能传唱的《国际歌》版本。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,并创造性地将法文“L'Internationale”一词音译为“英特纳雄耐尔”,让全世界无产者拥有同一句口令。《国际歌》从此在我国广泛流传,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首战歌。
“这是最后的斗争,团结起来到明天,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。”瞿秋白没有把它译成“国际主义”,他留下了一个音译词,意在让国人在唱到此处时,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同一声响。1923年,中共三大召开期间,代表们在广州唱响这首歌;1927年广州起义中,它又成了战斗的号角。从昌兴街的编辑部到街头巷尾的工人夜校,从一个人的笔尖到千万人的合唱,“英特纳雄耐尔”从来不只是歌词,更是一场未曾落幕的革命回响。

百年前的思想火种,正以新的方式在新时代青年心中传递。 摄影:许佳琪
今天,当参观者在新青年创享社里浏览复刻版《新青年》刊物,当年轻人在融合红色文化的书咖区前驻足拍照,那穿越百年的歌声并未止息。
《新青年》南迁广州的故事,不只是印刷机上的油墨和纸张上的铅字,更是一段思想扎根、信仰生长的历史。旧址无声,创享发声。走进新青年创享社,触摸这些文物,便是与百年前那群青年最真切的对话。
【出品】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
【实习生】许佳琪
【本文责编】蒋玉
【设计】程子宜
【频道编辑】李晓霞 陈健鹏
【文字校对】华成民
【值班主编】杨洋 蒋玉
【文章来源】南方杂志党建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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